【Sirpanerai淘笔之1】绿宝钢尖，金笔女王

sirpanerai · 发表于 2012-6-9 10:13

昨天淘笔得一绿宝钢笔。笔挂上有绿色的宝石点。咖啡色笔杆，不是赛璐珞，很单薄的感觉，光一照都透。笔身标“绿宝金笔”，标志是圆圈里面写“Green Spot"。打开看一下，笔尖是钢尖镀金，由于时间久远，金色的镀层已经掉光了，上面是绿宝两个字，中间是圆圈Green Spot标，下边是一个大大的A字，没有刻时间。

回来查一下，发现绿宝还是比较少见的，论坛上也仅有4个帖子，但是都是绿宝金笔，时间在解放后公私合营阶段。我分析这支绿宝笔是40年代的学生用笔，低端产品，因此是钢尖而非金尖。而且笔管的材料很一般，薄薄的感觉。有人说绿宝金笔如果笔挂上有宝石点就意味着终身保修，不知道这支笔符不符合这种情况。

不管好坏，至少这支笔是原装货，也经历了70年风雨了，历史痕迹厚重，我会好好地收藏起来。大家有兴趣查一下绿宝的渊源，著名的”金笔汤“创办，公私合营之后绿宝同华孚、新民合并演变成后来的英雄金笔厂。网上查了一篇“金笔女王创业生涯”，挺有意思，附在下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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汤蒂因是民国时期著名实业家中为数不多的女性，她的企业并不大，以现在的眼光看只是一个家庭作坊规模的企业，但却在激烈的竞争和恶劣的外部环境下存活下来，最终成就了国货名牌—绿宝金笔。汤蒂因的事业在建国后，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短暂辉煌，但很快就加入了公私合营行列，尽管仍在从事管理工作，但不再是资本家的身份了。

汤蒂因1916年生于上海，其父很早就从苏州到上海做生意，小有成绩，家境曾经尚为宽裕，儿子汤蒙锡、女儿汤蒂因学习成绩名列前茅。后来其父在外面有了女人，便抛弃了妻儿。汤蒂因兄妹和母亲的生活一下子没有了着落。为了减轻家庭负担，汤蒙锡冒险跑单帮，高小文化的汤蒂因则去报考益新教育用品社的店员，那时她只有14岁。和煤炭大王刘鸿生早年做销售员的经历相似，14岁的汤蒂因也是一个手勤脚勤嘴巴勤的好伙计。汤蒂因天生好强，为了熟悉行情和各个牌子的金笔的性能，她四处拜访行家，了解市场和制笔的过程。由于懂得产品知识，服务态度又好，三个月试用期满，汤蒂因被破格升为门市主任。

做了门市主任的汤蒂因，除了关注金笔柜台外，利用一切空余时间，熟悉店里所有上千种文具的性能和价格。汤蒂因的耐心和热情很快得到了顾客的信赖，团体、机关、工厂、铁路等大客户也随之而来，营业额不断上升。汤蒂因意识到，店员和顾客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以钱易货那么简单，服务周到必不可少，熟悉进货、销售等各种渠道，以及和各同行商店、厂家之间的关系往来，也是门市部主任所要下功夫的。以前门市的布置是由老板每月花四十块大洋请一个白俄来做的，汤蒂因认为其中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，她带领店员主动向老板提出，不要钱自己来布置，很快，橱窗里拉起了彩灯，在彩色灯泡的闪烁下，橱窗里的文具格外醒目，引得行人纷纷驻足。同时，汤蒂因嘱咐店员姐妹们，每天记录顾客来买而店里又缺的商品，然后集中分析，调整进货品种和数量，并增设特价部，将积压滞销的货物减价出售或者买二送一。1932年1月，老板提拔汤蒂因为权力更大的进货部主任，从此她便和老板面对面办公了。后来，老板甚至把进货的签字权也交给了她。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。原来老板想纳她为妾，得知老板的企图后，汤蒂因辞去了这份看似不错的工作。

汤蒂因在家里办起了一家小店，挂起了“现代教育物品社”的招牌，从事文具批发。弄齐开店用的图章、信封、信纸后，汤蒂因便把业务搬到家里，她将好销的商品价格单开得比益新低些，然后寄发给全国各个用户，客户可以通过邮局代收货款的办法来邮购，这和宜家创始人英格瓦·坎普拉德(Ingvar Kamprad)创业时的做法异曲同工。用户见现代教育物品社的商品价格便宜，纷纷来函订购，汤蒂因让哥哥负责进货和发货。某种意义上，汤蒂因做起了“网商”。

不成亲，反成仇。益新的老板不会坐视汤蒂因的成功，他向全国各地用户发布通知，说上海最近有一家行骗的文具批发店，请勿轻信，如果上当，概与本店无关等等。同时，进货渠道也接到了益新的通知—凡是和现代教育物品社做生意，就不要和益新往来。小一点的批发商便不敢和汤蒂因合作了。汤蒂因并没有退缩，她根据在益新的经验，对信誉可靠的客户，采取放账的方式，只需寄来购货单，货到付款。这种略带冒险的举动为汤蒂因赢得不少客户的信任，很快收到大量的购货单。她便把购货单集中起来，分门别类，到上海规模最大的合记、合众、育新、鼎新等文具店批发商品。这些文具店规模大于益新，对益新并无顾忌，有生意就做。上下游渠道疏通后，汤蒂因又利用过去的老关系去厂家进货。汤蒂因以前给厂家的印象是不拿架子，不受礼请，乐意为厂家经销推广新产品，名声很好。见她的公司周转起来，便纷纷和她合作，有的先把新货发给她，有的甚至允许她两个月后再付货款。

现代教育物品社经过三年的经营，员工从六人发展到十多人，从独资公司变为合伙公司，扩进了胞兄汤蒙锡、益新批发部主任、鼎新教育用品社老板、新记制本厂老板、京沪铁路管理局供应处处长等人各五百元，汤蒂因出资两千元，共合资五千元，由于自己太年轻，为了赢得其他股东信任，汤蒂因聘请原益新文书乐厚柳担任经理，自己做协理。

好景不长，1937年8月13日，淞沪会战爆发，不久上海沦陷，汤蒂因的文具生意陷入困境。彷徨中，得到挚友毕子桂在昆明担任生活书店经理的消息。1938年6 月底，汤蒂因带着两个职员先到香港，经越南海防，前往昆明。毕子桂所在的生活书店是邹韬奋先生开的、不以赢利为目的合作企业，是一个由进步青年构建的组织。汤蒂因在毕子桂的帮助下，在生活书店不远处，租到三层楼房，挂起了“上海现代教育物品社昆明分店”的牌子。她依着以前在上海发邮购单的做法，很快便在昆明打开了局面，并帮毕子桂代销过违禁的进步书刊。尽管和毕子桂互生好感，但商人逐利的理性和进步青年的感性最终未能合并在一起。更不幸的是，在汤蒂因第三次从上海赶往昆明途中，毕子桂死在手术台上。他在进行盲肠炎手术时，敌机轰炸，昆明被迫停电，毕子桂干躺在手术台上，去世了。不久，日军占领越南海防，汤蒂因运到海防的货物也全部丢失了。心灰意懒的汤蒂因回到上海，太平洋战争便爆发了，日军进入租界，汤蒂因所有生意路径皆被截断，股东对海防的损失大为不满，要求撤资散伙。汤蒂因好合好散，将存货折价付款给各位股东，从此独立经营现代教育物品社。此时，她已无资金，全靠向钱庄借贷和朋友帮忙维持。

之后，不服输的汤蒂因去陪都重庆寻找出路，在重庆卖出了一些货，但遭到国民党要员敲诈，只得重回上海。由于入川的要津已经沦陷，铁路也中断，汤蒂因等人只得混在难民队伍里，辗转跋涉回到上海。回到上海后，重庆的货款也到了，伪(请不要使用敏感词)当局新制定了一条规定：储备票以五折兑现。汤蒂因玩命赚来的钱，白白损失一半。

汤蒂因手上的现金连开一个门店都不够了，其母拿出儿女历年孝敬的所有积蓄并变卖首饰，这样汤蒂因才勉强在几所中小学附近，寻址开了一家文具店。汤蒂因使出各种销售手段，使买东西的中小学生络绎不绝，但这些小顾客又能带来什么利润呢？汤蒂因深知她的目标顾客应该是学校、机关和那些有文化的人。在市场调查中，汤蒂因发现，稍有文化或地位的人，往往讲究在胸前口袋里别一支金笔，金笔也是她做店员时，最初接触的商品，这似乎是一种宿命。

汤蒂因马上买来“蓝宝”、“派克”、“新民”三个牌子的金笔，又取出存放在家里的几种国产金笔，一一比较，并将每支笔的零件拆散来察看。当时“蓝宝”牌比较吃香，在比较中，汤蒂因并没有发现“蓝宝”在构造上有什么特别，倒是笔尖上一个嵌蓝的斜方块引起了她的注意。汤蒂因想，别人卖“蓝宝”,我可以卖“绿宝”，卖笔尖嵌绿的金笔。绿色是毕子桂最喜欢的颜色，在他去世之后，便成了汤蒂因最偏爱的颜色。

汤蒂因没有资金办厂，便想到找人代工，以贴牌的方式，推出“绿宝”牌金笔。当时上海制笔的小厂不少，但大多没有品牌，也没有营销能力，处于产能过剩的状态。汤蒂因很快找到一家叫吉士的自来水笔厂，签订订货合同，由她独家经营。

长期的商业经验让汤蒂因深知，商品要想畅销，首先要扩大影响，要做到路人皆知。她便尽一切可能，利用报纸、路牌、霓虹灯、电台等工具，制造声势。除了在门市出售，还采取邮购和电话送货的方式销售。

由于父母是戏迷，得以认识沪剧、评弹和滑稽戏名角，汤蒂因便一一拜访，请他们在表演时为“绿宝”做广告，一系列营销手段奏效后，“绿宝”金笔的销量稳步上升。当时，“越剧新后”袁雪芬红极一时，汤蒂因想请她在电台演唱时为“绿宝”做广告。朋友告诉她，袁雪芬从不唱堂会，也不做广告，让她死心。但汤蒂因最终还是固执地找到了袁雪芬。两人一见如故，很快成了朋友。袁雪芬在搭档马樟花被恶势力迫害致死后，对旧上海极其痛恨，思想倾向进步，而汤蒂因无权无势，经历坎坷，以及作为新女性那种不屈的精神，可能使两人产生了共鸣。袁雪芬答应破例为“绿宝”金笔做一次广告，她声明，她本人不收任何报酬。汤蒂因包了八小时的电台广播时间，还请来范瑞娟、徐天红等越剧名角，她们演唱了整整一天。“绿宝”因此声名大噪，跻身上海滩名牌钢笔之列。

抗战胜利后，美国战时剩余物资蜂拥进入中国，美国“派克”和其他美制名牌金笔也不例外，“绿宝”金笔受到很大的冲击，销量猛跌，不久，“绿宝”金笔的销量离奇地在节节爬升，由于通货膨胀，人们产生了存货不存钱的心理，开始囤积居奇。 “绿宝”金笔名气大，声誉好，被不少人视为囤积对象，一打一打地买。汤蒂因正要向厂家扩大订货，却碰了钉子，吉士自来水厂不甘做代加工，早已打算绕开汤蒂因，自己做品牌了—他们推出了“吉士绿宝”金笔。失去了货源的汤蒂因只能另寻其他小厂，但不是设备不行，就是要价离谱。她只能自己动手办厂了。

汤蒂因一边筹划办厂，一边为袁雪芬的新戏而奔走。此时的袁雪芬等越剧名伶已明显左倾，这引起了国民(请不要使用敏感词)的忌恨，麻烦不断。同时，汤蒂因出资两千元，买下一个小厂的制笔机械、零件以及一些原料，还带来了两个工人和他们的两个徒弟。绿宝金笔厂从此诞生，这已经是20世纪40年代末了，厂房设在现代教育物品社批发部内。由于美国货倾销，很多工厂倒闭，工人失去饭碗，而绿宝金笔厂居然建立起来，包括亲戚在内，职工只有十几个人，但大家都很齐心。

汤蒂因每天坚持站两个小时的柜台，下午三点之后便在厂里和职工一起工作，有了问题立即解决。“绿宝”金笔在自己的门市零售，也搞批发，尽管在上海受美国金笔冲击，但在内地和解放区销量很大。第二年，绿宝金笔厂扩大了生产规模，在险恶的竞争环境下，绿宝金笔厂居然蒸蒸日上起来。在经营上，汤蒂因很有办法，绿宝金笔厂职工待遇福利不低，对骨干充分放权。同时，汤蒂因在面对零件商时，一方面非常体贴，努力构建共生关系，一方面也极力控制零件质量以维持品牌声誉。她曾经告诉零件商，绿宝金笔厂之所以能随产随销，从不积压，资金流动快，是质量使然。如果出了次品，绿宝不免倒闭，提供零件的厂家也要蒙受损失。

汤蒂因在创新上也下了一番功夫。不论国外名牌还是国内名牌，只要有新品上市，她见一支买一支，然后一一拆解和比较，见市面上的国产金笔金星、新民、关勒铭等大多是黑杆老旧的经典款式，她便设计出两头稍尖流线型男式“长寿金笔”，又制造出一种同类型的小号女用“幸福金笔”，两支装在一个精致的盒中，取名为 “鸳鸯金笔”，价格稍高，可作为礼品送人，很受上层女性欢迎。为吸引小朋友，汤蒂因又设计出便宜实用的三色花杆钢笔，以绿宝为总商标。新产品一上市，销量大开。

汤蒂因正要大干一场时，国民党当局于1947年2月16日颁布了《经济紧急措施》，绿宝金笔厂所必需的原料黄金白银被搜刮一空，到手的金圆券形同废纸。汤蒂因十多年的努力几乎陷入毁灭。有人劝她宣布破产，但她最终选择了坚持，由于长期积累的信誉，在律师、职工代表的斡旋下，她最终得到了债权人和员工的体谅和支持。

解放后，公私合营前后是汤蒂因最风光的日子。合营前，在新政权扶植下，给金银原料，给贷款，绿宝金笔销路大开，汤蒂因扩大了生产，买了一幢小洋楼，还买了福特汽车。1953年，绿宝金笔厂、天鹅金笔厂和博文笔尖厂合并为绿宝金笔厂股份有限公司，并在后来带头走上公私合营的道路；1955年12月，汤蒂因受到(请不要使用敏感词)接见，被(请不要使用敏感词)笑称为“金笔汤”；1957年随团出访苏联，被苏联人称为“幸福的资本家”；文革中被残酷迫害，人格受辱；1979年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，1983年去世。有人说：“享誉中外的‘英雄’金笔的任何一点微小改进，都有她付出的心血。”